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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童话:人性的呻吟黑暗到骨子里

归档日期:05-31       文本归类:奥里恩格林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在惯常的社会经验中,“童话”即为儿童所作。得益于它的荫蔽,童年时期的人们得以做着温馨甜蜜的美梦,伴有一颗善良纯真的童心。其实并非全然如此。

  历史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并没有童话的概念,狼人、巫婆、王子、公主……那些在篝火旁收集的民间口述故事,与其说讲给孩子们听,不如说折射了成人潜意识里的恐惧,以及眼中这个暴力、黑暗、充满阴谋的社会。

  其中最受关注的便是由雅各布·格林及其弟弟威廉·格林合著的《格林童话》。《格林童话》遭受的质疑和诘难从未间断,从“血淋淋的原版格林童话”、“令人惊悸的原版格林童话”到暴力意识、性别歧视、男权思想、反犹主义,这些似乎和童话相距十万八千里的词汇,纷纷射向格林童话这一靶心。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现代性的思索将童话温情脉脉的面纱慢慢撕开,内在的暗沉与自身的经历共振,此时童话不仅仅承载了那个时代的精神内核,也与现实的焦点存在着映照关系。

  234年前的1月4日,是雅各布·格林诞生的日子。于是 ,今天成为回望格林童话的良机。

  故事中的主人公往往需要经历虐待和谋杀。白雪公主的继母第一次命令猎人杀了公主,之后又采用丝带勒脖和下毒的方式;《爱人罗兰》中的继母也是个巫婆,自己的女儿想要女主人公的新裙子,她计划在夜里砍去女主人公的脑袋,结果误杀了自己的女儿。

  最后,正邪对立的两类人物到了故事的结局,好人喜剧收场,邪恶的人物总是受到惩罚,有些惩罚手段异常残酷和触目惊心。《白雪公主》中的皇后最后被迫穿上烧红的铁鞋,跳舞至死;《灰姑娘》中继母的两个女儿,不仅经历了削足适履之痛,在最后王子与灰姑娘的婚礼上,两姐妹都被啄瞎了眼睛。

  阿斯特里特·埃尔对于文学作品与集体记忆的关系提出了如下观点:只要是有关团体和社会群体的记忆,文学作为一个储存(文化文本)和传播(集体文本)信息的媒介,也将是在文化背景下被回忆。”

  当将格林童话视为德意志历史记忆的储存媒介,对其中的暴力场面的解释较为温和。

  中世纪以来的德意志一直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这一方面解释了格林童话中众多王子与公主的原因。另一方面, 从宗教战争、分裂为300多个大小邦国、再到19世纪初拿破仑的入侵,可以说在整个德国历史上,民众的集体记忆汇中伴随着源源不断的战争创伤,死亡、暴力与杀戮是司空见惯的事。

  作为儿童的睡前故事,母亲们或许想以主人公的残酷遭遇教会孩子们如何应对恶劣环境并寻找荫蔽之所,以儿童能接受的方式教会他们理解现实,求生并反击。这样的解释也恰好印证了格林所言“原本是希望格林童话成为一本有教育意义的书”。

  另一种解释是:“格林童话表现了人们集体无意识的阴暗面。”在学者罗伯特·威特眼里,德国社会长时期以来隐匿着众多黑暗的角落,人们不自觉中在以残暴、邪恶和堕落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情感。格林童话就此打上纳粹主义根源的印记。

  德国历史学家克劳斯·费舍尔在《德国反犹史.》一书中引用了罗伯特·威特的这一观点,并进一步指出,格林童话不仅是集体无意识心理的展现,它还是塑造年轻人思想的强有力武器。持相似观点的路易·斯奈德在1978年的著作《德国民族主义根源》中提出:格林兄弟促使纪律、服从、独裁、暴力这些特性成为了德国民族性格的一部分。

  格林童话里那些有犹太人出场的故事,成了学者声讨的重点,被解读为“反犹主义泛滥”。

  故事反映了德国民间对犹太人的总体印象:吝啬刻薄,为了金钱不择手段,残酷剥削穷人。《好交易》里犹太人最后被国王打了三百板子,《荆棘丛里的犹太人》中犹太人则被处以极刑。它们无不折射出当时德国民间反犹主义之盛行、方式之激烈。德国作家金特·比肯费尔德因此声称,他在格林童话中找到了“德国人为什么会做出‘建造奥斯维辛集中营’如此恶行”的答案。

  二战后,反法西斯同盟的指挥官们曾禁止在学校教授格林童话,他们的说法是,在格林童话的世界里他们发现了纳粹主义的根源。

  著名美国女性主义学者安德里亚·德沃金在其著作《女人恨》(Woman Hating)一书中,曾将童话故事中的女性分为“好女人”和“坏女人”两类。好女人是受害者,必须被占有;坏女人必须被惩罚,被消灭。显然,在男性权威话语下的童话,女性从未获得自身的主体性,有的只是非恶即弱的刻板形象。

  格林童话中遭受继母虐待的灰姑娘、中了魔咒沉睡百年的睡美人、吃了毒苹果而咽气的白雪公主是典型的“落难美女”形象。安徒生笔下的美人鱼尚且具有独立的主体意识,格林童话对于女性形象的描写,却大多着力于美丽的容颜,这一特质是赢得爱情和幸福的唯一关键。

  而在与格林兄弟同时期的弗朗兹·克萨韦尔·冯·希昂韦斯记录的德国民间故事里,有勇有谋的不仅有男性还有女性,《青蛙王子》、《白雪公主》故事的性别角色发生了扭转:觉得青蛙恶心的不是女孩而是男孩,被继母下令杀死的是王子而不是公主。

  据此,哈佛大学童话研究专家玛利亚·塔塔尔指出,希昂韦斯收集来的民间童话提醒人们,格林兄弟根据性别来挑选童话达到了多么严重的程度:“他们偏好有着美丽可欺女主人公和勇敢无畏男主人公的故事。”

  格林童话中的坏女人通常以继母的形象出现,在此类故事模式中,最鲜明的善恶对立体现在继母与继子女之间。

  继母本应该是具有归属和爱的特质的母亲的替代者,带来的却是无穷无尽的灾难。格林童话中的继母通常与女巫合二为一,她们以迫害善良柔弱的主人公来证明自己的存在,成为邪恶、狠毒的代名词。这给读者传递出的信息就是:继母先天具有邪恶的特质,不可能与继子女和谐相处,继母的存在便是灾难的象征;主人公只有在继母消失之后,才会苦尽甘来,从此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

  饶有意味的是,格林童话既是声讨的对象,也成为不少作家挑战传统性别角色的书写阵地。英国绘本界的“幽默女王”芭贝·柯尔用《灰王子》打破美貌迷思,翻转家喻户晓的“灰姑娘”故事。灰王子与经典童话中英俊勇敢的王子形象毫不沾边,他的主要工作是打扫,在车站邂逅公主后,公主靠着他掉落的裤子找到了他,两人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灰王子的幸福结局无关外貌,而是善良的内心和温柔的个性。

  卡尔维诺在格林童话的书评《献给孩子和家庭的童话》中强调,这些来自于民间口述传统的故事流播,本身也是一部文化接受史,事实上,我们如今所读的格林童话,已经与它远处残暴、粗野、充满性意味的面貌相去甚远。

  根据美国历史学家罗伯特·达恩顿在《屠猫狂欢》一书中的考证,“小红帽”有三十五个版本,“小拇指”有九十个,“灰姑娘”有一百零五个。

  在这些数量众多的样本中,不乏一些让人意味深长却能一眼看穿的性暗示,格林兄弟所做之事,不仅如其所言“尽量采取童话的原质“、信守忠实的原则,在少数篇目中该保留了某些也许并不适合儿童阅读的内容,如以牙还牙的残酷复仇、杀人食人的血腥恐怖等。还尽量在叙事的骨架、比喻、典故和俚语上,在善与恶、贫与富等一些带有普遍意义的问题之间,藏匿一些人们长大后才能一眼洞穿的寓意。

  英国学者和作家J.R.R.托尔金认为真正的童话故事应该具备四个要素:幻想、恢复、逃避、慰藉。

  格林童话总有一个满意解答,一个千篇一律的Happy Ending。托尔金认为这个千篇一律的喜剧结尾恰好是童话最重要的功能。听童话的儿童能依托一种突如其来的幸福“转变”,从暴力的恐惧、深切的绝望中恢复过来,从想象的巨大危险中逃避出来,从而获得巨大的心里安慰。

  所以,著名翻译家、德国“国家功勋奖章”获得者杨武能在为格林童话做的序诗《永远的温馨》中才有一句:“可噩梦终会在曙光中消逝,醒来,我们更爱身边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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